红旗公议老高跷会（一）

康熙年间高跷出会全景图

胜芳的文会中有两道高跷会，一道是红旗公议老高跷，另一道是小河西同义高跷会，两道高跷在表演形式上有些许的相似，角色、服装以及道具上也有重合之处。早期的胜芳曾有四道高跷会，它们分别是：现在民强街邓家、中华街邱家、小河西陈家以及红旗张家公议老高跷。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现在胜芳可见的高跷会仅余下红旗公议老高跷和小河西同义高跷会两道文会。

红旗公议老高跷是胜芳花会中一道非常有特色的花会，有人说它传自于永清县四道堼乡，距今约有二百年，但是去年发现了在《天后宫进香图》中就出现了该会，而此图一说创作于康熙三十年，一说创作于嘉庆年间。据给我讲述高跷会的孙师傅介绍，胜芳的高跷会之所以来自于永清县的四道堼，是由于当初胜芳这里凡是有大事必请会，因为永清县四道堼的高跷也在必请之列，久而久之胜芳有喜好这种玩意的人就去四道堼那里学习高跷，或者请来这道高跷的师傅来这里传授技艺，不久高跷就在胜芳落地生根了。最早的会头姓张，在他之后是马杜文。这道会早前并不归红旗大队管理，会里人听老师讲这道会最初是搬运工自己成立，文革以前就停止了活动，文革以后打倒四人帮的时候，胜芳搬运把红旗高跷叫出去撂场，表演的那几天，就在古镇的街上来回转，文革之后继续跟着大会出会。红旗公议老高跷是文革后胜芳恢复花会表演出现的第一道文会，当时刚刚恢复传统文化，胜芳电影院演出的是《野猪林》，当电影散场的时候，人们突然在东桥东边听到了久违的高跷的锣鼓点，这就是红旗公议老高跷，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当时从西边出现的是西公乐武术会，一文一武的两道花会的出现，标志着胜芳花会的重新恢复。

《霸州市文化艺术志（上）》中曾有一段对“胜芳公议高跷会”去天津娘娘庙会出会时的记载：

“康熙三十年，该会赴天津娘娘庙会献艺时，由于穿戴破旧而不被天津大会头放在眼里。出会头一天，全市花会在娘娘庙摆会，把该会放在最后。花会行进到海河岸边忽然止步。原来花会队伍要过海河东浮桥，前头高跷无法渡桥，只好卸下腿子，众会故而止步。该会会头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敲响大锣，命全会人员越前过桥。演员个个抖擞精神，踏着鼓点奔浮桥而去。12 名演员分 6 组踏着鼓点走上宽不足 5 尺的浮桥板，桥板下的木船随河水的急流不断晃动。老渔翁（蛤蟆精）在晃悠悠的河心浮桥板上踏着近 2 米高的腿子，一个鹞子翻身，道袍已浸入水中；翻身后又以坐式倒行，翻身如飞燕展翅，立腿则稳如泰山，看上去潇洒轻松，镇定自如，干净利落。海河两岸数万观众惊骇不已，继而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最后，12 名演员又以叠罗汉的技巧搭成高达 4 米的骆驼造型，扮演小英儿的演员手持缨帚在驼峰上安然自得，不断向两岸招手致意。驼峰在欢呼声中安然渡桥，抵达对岸。事后，天津总会头携彩衣三箱，赶到该会驻地拜访致歉。”

1979 年高跷会  袁中华提供

红旗公议老高跷有着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角色的扮相和表演的故事情节多和舞台上的戏曲有着密切的联系，演绎的也多为舞台上的经典剧目，诸如《小上坟》、 《铁弓缘》等群众耳熟能详的戏曲故事。红旗高跷的行头基本上和戏曲行头没有什么区别，现在有的时候一些业余剧团演出的时候还经常和红旗高跷来借演出服装，并且过去红旗公议老高跷的行头全部都是地道的苏绣，非常的值钱。据红旗高跷会的师傅介绍，这道高跷的服装之所以使用地道的苏绣，是由于早年在天津，有一名叫“海张五”的地方豪绅，他有一位姨太太非常得宠，这位姨太太的娘家就在红旗高跷附近住，小时候经常看红旗高跷。嫁给“海张五”后有一次海张五为了讨她的欢心，知道她爱看高跷，因此就在天津当地请来一道高跷为她演出，这位姨太太看后对“海张五”说： “就这高跷还能拿得出手去，比我在娘家看的高跷差远了。”于是“海张五”就把胜芳的红旗公议老高跷请去到天津他的宅邸里去了，同时也把天津的那道高跷也请了去。当胜芳的红旗高跷到了“海张五”家的时候，因为是来自农村，这些师傅们的穿着非常的朴素，天津的高跷非常的看不起，认为就这帮人能演出什么东西来。当时两道高跷就在“海张五”的宅邸里同时演出，红旗高跷的管事的看到天津高跷那种不屑一顾的样子后对红旗高跷的师傅们说：“今天谁要是不拿出本事来，就把谁的腿打折了。”恰巧海张五的宅邸里的池塘有一座独木桥，胜芳高跷的师傅们每个人都是单腿过的独木桥，并且每个人都以不同的表演方式过的这座独木桥。这一下就震住了天津的高跷，同时也折服了“海张五”。从此“海张五”就长期的资助红旗高跷，这些苏绣的行头就是“海张五”资助的。而由于战争期间兵荒马乱，这些地道的苏绣行头有一部分被劫匪劫走（当时因为时局动荡有一部分高跷师傅本打算把一部分行头转移到黄各庄，可是在半路上被劫匪劫走），剩下的陆陆续续也因为时局的动荡而丢失，最后的苏绣行头在文革中彻底失落了。

闹元宵  张德文·摄